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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见闻:当国家变得臭名昭著走出国门的以色列年轻人们如何自洽?

2026-03-12 22:51

  在欧洲,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年轻人选择回避身份,隐匿国籍生活。而在以色列本土,那些服完兵役后背包走世界的年轻人,曾经的优越感正在被一种更复杂的情绪取代。这不是一篇试图给出答案的文章,而是一份观察记录——关于迷惘的一代,关于身份的重压,也关于一些悄然发生的改变。

  去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我所在的院系几乎全员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相关的活动——、联署、校园讨论、电影展映。尤其是在得知LSE参与赞助以军后,抗议行为几乎每天都在校园里上演,很多同学的Ins、X(Twitter)不再分享日常,而成为了抗议阵地。巴以问题,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姿态席卷了我们的日常。

  就在这种氛围里,我认识了一位同学伊莱亚(Elijah),他来到伦敦前在法国生活多年,喜欢谈论欧洲电影和食物,和所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虽然通过他的姓名和外貌,可以大致猜出他的家族有犹太血统,但同学们都以为他在法国出生长大。直到某次在酒吧聚会到深夜,他才在聊天中轻声说:“我来自以色列。但我一般不说。”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在过去几个月有关巴勒斯坦的讨论中,他一直保持沉默。

  这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更复杂的姿态——因为他说什么都不合适。伊莱亚的父母仍在以色列,虽然军队征召与他无关,但每次看到新闻都会焦虑地刷消息:“你无法解释那种感觉,你的同学们举着标语骂他们。他们骂的是政府,还是我的家人?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在海外,像伊莱亚这样的以色列年轻人并不少见。他们选择“隐身”作为一种生存策略:不参加讨论,不表明身份,不在社交媒体上提及自己的国籍。这种沉默不是没有立场,而是立场无法被简化成任何一句标语。

  与此同时,存在另一种极端。我认识另一位有犹太血统的英国同学大卫(David),他的父亲是以色列人。大卫在反以中站到了前沿:他在学校组织“反种族灭绝”论坛剖析以色列政府的劣根性,把“批判以色列政府”作为自我认同的核心。他反对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认为身份不是责任,而是逃离的对象。大卫告诉我们:“我必须说点什么,否则我会觉得自己是同谋。”

  这两种人活在两个极端,也是以色列政治立场的某种折射——有人在沉默中承受撕裂,有人在批判中寻找救赎。而在这两极之间,是更多不知该往哪里站的普通人。

  对于90后和00后这一代人来说,童年记忆里装着阿克萨起义(Second Intifada,又称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是2000年至2005年间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之间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武装冲突与民众起义)的爆炸与检查站。他们记得父母在公车上不敢打瞌睡,记得进商场要安检,记得那些被“”撕裂的家庭。那是“受害者叙事”最牢固的年代——“我们是被包围的小国,全世界都想消灭我们”。

  更不用提一直以来,犹太人的身份会和他们的出埃及的历史以及二战中的大屠杀联系起来,不仅是在以色列,在全球教育体系中,犹太群体的“受害者”身份几乎是第一印象,从小学到大学,社科、法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都有“大屠杀”相关的研究和课程。

  2005年的加沙撤军,曾让一些人看到希望。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自我修正,犹太人撤离自己建立的定居点,把土地还给巴勒斯坦人。但希望很快幻灭。哈马斯随后赢得选举,加沙变成另一个战场。

  社交媒体时代到来后,以色列年轻人们第一次直面“外部世界怎么看我们”这个问题。Instagram、TikTok、Twitter让战争的图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以色列内部左右分裂加剧,政治极化严重,年轻人在算法中被推向极端——要么是宗教民族主义的激情,要么是极左的彻底否定。不久前以色列15岁的女孩Sophia Shifrin在世界花样滑冰青年锦标赛上选择《肖申克的救赎》作为自由滑曲目,并且获得了裁判较高的评分,这却引发了大众的质疑和批评。“受害者”这张牌,现在已经不再是以色列青年的“保命符”了。

  2018年,我曾经在以色列旅居半个月,主要在特拉维夫、海法和耶路撒冷。当时作为科技编辑,我也去参观了一些科研机构、创业公司和孵化器,为“中东硅谷”选题积累素材。

  那时特拉维夫给我的感觉,和欧洲城市没什么两样——年轻人(除了传统犹太教群体)很开放,充满自信和优越感。我住在青旅,和世界各地的背包客聊天,感觉和在柏林或巴塞罗那没有区别。沙滩上有人玩桨板,酒吧里有人讨论创业,街上到处是高科技公司的广告。那种氛围让人很难把这个国家与“冲突”二字联系在一起。

  2023年10月7日之后,一切都变了。那不仅是一场战争的开始,更是一种世界观的崩塌。那一天,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南部,杀害平民、劫持人质,但随后以色列在加沙铺天盖地的军事行动,让国际舆论迅速转向。

  据奥地利国际政治研究所2026年1月的报告,59%的美国人现在对以色列政府持负面看法,这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更关键的是代际差异——在18-34岁的美国年轻人中,支持巴勒斯坦的比例首次超过支持以色列。以色列年轻人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在世界眼中,他们不再是“被围剿的弱小者”,而成为了“施暴的压迫者”。

  这种认知冲击因人而异。一部分以色列人愤怒,认为世界不公平、双重标准,关闭自己不再接收外部信息。一部分以色列人沉默,陷入道德困惑,不知道该如何消化这种身份反转。少数以色列人开始行动——他们重新学习巴勒斯坦的历史,阅读过去被忽略的叙事,走向内部批判。

  一位特拉维夫大学的年轻学者在一次分享中曾对我们说:他们从小被教育的“以色列是民主灯塔”,但现在这一代必须自己去接受、去寻找、去思考、去理解另一面的故事。这个过程很痛苦,但必须做。

  兵役,或许是以色列年轻人的分水岭体验。男性服役32个月,女性24个月。对有些人来说,这是成年礼,是回应国家责任的自我升华;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被卷入一台政治机器的精神熔炉;2023年10月7日之后,更多人面临一个更沉重的困境——在加沙的地面行动中究竟“见过什么”,以及“能否说出来”。

  于是,服完兵役后出国旅行一年,变成了以色列年轻人们的不成文传统,只是如今这趟旅行多了一层含义——暂时离开那个无法言说的自己。

  2024年中旬,我在拉美背包旅行时,遇到了很多以色列青年。这些年轻人大多会选择留在一个海外的城市打零工,做志愿者,尽可能延长背包客的时间。他们谈到兵役和国内的形势,几乎都带着如释重负的解脱:“短期内都不想回去。”但即便在见识过那些难以自圆其说的现实,即便有着背井离乡的处境,他们中的一些人仍旧维持着一种近乎惯性的优越姿态。谈吐依然响亮、笃定,仿佛以色列还是那座中东灯塔,仿佛世界并未改变,不同的是,言语中多了很多不能提及、不愿深究的话题。

  我在墨西哥青旅公共厨房里经历了这样一幕:两个以色列的兄弟一边做饭一边和旁人聊天,言语中却充满了对来自第三世界国家人们的冒犯。他们甚至向一位越南背包客问出了“你上过学吗”、“你们国家的中小学都教什么课”这样的问题。当这位越南人回答:“和你们一样,都是语言、数学、科学这些。”两个以色列人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似乎在质疑越南人说话的真实性。一位澳大利亚女孩不齿他们的傲慢,解围道:“巴勒斯坦现在的教育情况怎么样呢?”以色列人就哑火了,直到默默做完饭都没再多说一句。

  一些本该继续追问的问题停在半途,某些经历被轻描淡写地带过,那些彼此冲突的现实并没有被真正讨论,它们像易碎的玻璃球一样被小心地安放在沉默之中。这既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只要不去触碰,那套熟悉的解释体系似乎仍能勉强运转下去。

  后来,一位以色列女孩告诉我:“在巴西,有人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以色列,然后对方沉默了十秒。那十秒里,我在想他是不是在判断我是不是‘坏人’。后来我再被别人问起,都只说我是犹太人,好像这样能减轻什么。”

  如何消化这种“认知不平衡”,正在成为这一代人最重要的功课。一部分人在质疑中变得更加防备,只能不断强化原有的立场;一部分人陷入长期的沉默;还有一部分人,开始真正地倾听和学习。与此同时,还有更多人留在以色列,他们未必热衷政治,但生活被战争彻底改变。

  《以色列日报》(IsraelHayom)以“迷失的一代”为题撰文,引用了Latet和Elem组织2026年2月发布的贫困报告。在战争影响下,40%的儿童——约125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近四分之一的以色列家庭被归类为贫困家庭,约70万户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同一份报告显示,边缘青少年中45%饮酒,26%使用非法药物,47%的女孩感到孤独和焦虑,35%的男孩报告抑郁,约1.2万青少年面临辍学风险。

  一位特拉维夫的青少年社会工作者说,她见过太多这样的孩子:“他们不是‘问题少年’,只是没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处理恐惧。他们用酒精麻醉自己,用毒品逃避现实,用愤怒掩盖脆弱。但如果你坐下来和他们聊,你会发现他们只是害怕。”

  以色列年轻人的迷惘还在继续。人类学家Ghassan Hage在《Alter-Politics》中提出过一个概念:在绝望的政治中,人们如何寻找替代性出路?不是宏大的革命,而是日常的、微小的、在夹缝中生长的可能性。

  有人在社交媒体上翻译巴勒斯坦作家的文字,让希伯来语读者也能看见另一边的故事。

  有人选择不服役(尽管面临监禁),或者服役但拒绝部署到占领区,或是在服完兵役后成为和平组织的志愿者。

  这些都不是主流,但他们存在。就像那位伦敦的以色列籍同学,他偶尔会转发以色列国内关于追求和平、抗议暴力的声音。他不评论,只是转发,我猜那是一种方式——用最小的动作表明自己还在场,还在思考,还没有完全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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